2024年3月◆★■◆★■，一场苦心“经营■★★◆★◆”了两年之久的大理民宿诈骗案败露。看似富有情怀、自由潇洒的民宿老板朱春荣■■，实则每天周旋于五百多位股东之间编造话术、吸纳资金，操纵庞氏骗局。截至2024年6月6日上午★★■，全国各地共有462名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实际受损金额高达4833万。

　　A：为了补充更多信息，我查阅了朱春荣夫妇的公开资料。他们经营客栈，有公众号，早年在豆瓣和简书活跃，可以在网上搜到木子写的相关故事文章◆■，补充了一些他们视角的内容。此外■◆★■◆，我分别走访了朱春荣和木子的老家◆■★◆◆，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

　　报道里呈现的不同角度◆★★■■◆，也是写作过程中不断思考的结果★◆。首先我要把受害者跟朱春荣建立联系，写出十年前朱春荣的形象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所以我写了■■“乌托邦和浪漫爱”◆★■，从他们两个的浪漫故事出发◆★◆■■，这也是他们最开始能吸引那些“文青”的地方。

　　采访刘旸是为了还原他作为朋友眼中的朱春荣。朱春荣是个尤其多面的人，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现的人格甚至都不太一样。受害者可能将他视为坏人◆★◆★，但我希望了解他的其他面向。我想知道，他作为朋友、丈夫◆◆■■★◆、生意人★◆■★◆■，以及年轻时，尤其是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能补充视角，避免刻板地塑造他的形象。

　　朱春荣骗了这么多钱★★★◆◆★，也没有让自己过上什么好生活■■，而是沉迷于“皇家赌场★■★★★”小广告式的赌博网站★◆■■◆，这是非常低级的骗局★◆◆。我们会发现，他给别人制造了一个陷阱，然后跳入了一个更低级的陷阱◆■★◆◆，这特别具有讽刺性，也特别能体现人性。我会觉得这种案件报道中，加害者的视角是很让人好奇的★★。但是加害者视角是很难获得的，即使获得了■★，他的叙述可不可信也很难判断★■★■◆◆。罪犯报道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如何去呈现加害者的声音一直是我比较困惑的，我觉得其中会有很多专业问题和伦理问题值得探讨。

　　A◆■★：当时朱春荣已经被拘捕，没有办法采访到他本人。第一印象是受害者对他的描述★★◆★◆★，后来我反复阅读他跟股东们的聊天记录，做一些文本分析，透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我能感觉到他非常聪明、很懂得洞察人心★■■，会敏锐地觉察到每个人的诉求和弱点★★◆■◆■，利用这些来诱导受害者。

　　A：我没有加入他们的群■◆■■，受害者还是比较封闭的，会对外人比较警惕。而且群里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如果记者进群了，可能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不太利于采访。

　　当一个人陷入焦虑时，就很容易受骗，这是人性很平等的东西◆◆■★◆，和社会地位如何★★■★■■、资源多少无关■★★。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里面，人们往往因为焦虑，而希望有一个■★“神★★”来保佑自己、能有强者庇护和引领自己，所以就会病急乱投医。朱春荣在当时就是受害者们的◆◆“生意之神■■★◆★”。

　　5月■★★，警方与受害者同步案件进展时，我去大理实地走访，采访到了诈骗犯朱春荣的朋友◆★，跟警方也聊了聊■★■◆。6月初，我去了朱春荣和木子的老家★■◆■。整个采访和写稿各耗时一个月。

　　A：比较遗憾的地方是木子没有接受采访■■■★■◆，她也是一个层次丰富的矛盾性人物。她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文青气质，为了爱情休学去了大理。和朱春荣的相遇也很浪漫：一个义工和一个背包客在客栈里邂逅，他们决定摆脱稳定的世俗生活，在大理开一家客栈，过风花雪月的日子——这很符合那个年代的爱情脚本。

　　我今年愈发感受到优质的内容越来越少了，质量很差或者情绪性很强的内容充斥在中文互联网上，让人有一种匮乏感◆★◆◆■。但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建立起自己的信息图谱，不能放弃对复杂性的追求★◆★，不能停止摄取多样化的★■“好东西★■★★■”，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书籍★◆■◆、影视、话剧■■◆★，或者学术论文，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还可以去看过去一些经典的报道，看看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报道生态里记者能做的专业程度是怎样的■■◆◆■★，这会提醒我不要忘记专业报道应该有的模样。虽然时代不同，但中国社会运行的逻辑其实并没什么变化■◆★■◆。总之★◆■，记者的自我教育很重要。

　　我也对在传统和现代、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人感兴趣★★★◆■、对于一个处于新旧交织的中国社会来说，城市中的进步观念已经有很多讨论，而在县城和农村仍然是非常保守和传统的◆◆★★，小镇青年就穿梭在这两种叙事之中，我觉得这是我的母题之一。

　　今年脱离了机构后，我不用再面对一个系统，我会对人本身更感兴趣。我也想尝试着去写人的主体性，而不是观点和理论先行■★★■★，只把人物当成表达某个议题或者立场的写作工具。我希望探究在这种制度性压迫中，个体的力量如何体现，我们除了是一颗政治结构中的螺丝钉，我们的超越性会体现在哪里，我们的生存智慧在哪里◆■■◆◆，这也是我想不断去探索和询问自己的问题。

　　A■★■◆★：操作选题比较迷茫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找到一些能参考借鉴的案例■■◆◆■◆，可以帮我更深入地去理解这个选题◆◆★■★，也可以学一些叙事的方式。这次写作的过程中，我看了一些关于诈骗的电影和纪录片◆■★◆。比如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虚构安娜》，讲的是一个女孩假扮名媛，通过这个身份骗了很多富豪的投资◆◆。还有一个纪录片叫《Tinder诈骗王》，里面讲了类似◆■■“杀猪盘◆★◆★◆■”的情感诈骗问题■◆■■■★，和朱春荣的诈骗逻辑有某种相似性。看的时候除了思考它们的叙事结构，更重要的是了解影片如何去诠释诈骗和犯罪这件事。

　　Q：⽂章中有⼀些精炼的、有⼒的总结★■■■◆，⽐如★■■“弱者伤害弱者★■■■，弱者从弱者⼿中骗取资源，是这起诈骗案背后更深层的残酷现实。■◆”您是如何在⼀个猎奇的诈骗案的基础上★■◆★■，提炼出这样普遍的公共性的？作为记者◆■■■，这样的能力该如何培养？

　　我觉得中国式的权力结构一直没有太多改变，即使作为倡导社会进步、批判社会问题和发出先锋声音的媒体机构，内部也依旧遵循着最传统的父权结构◆■■◆。媒体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滥用问题◆★◆■、性别歧视问题、以及一线记者和实习记者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这一点是所有媒体人■◆、尤其是媒体管理者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如果不正视存在的问题★◆■，不从自身做改变★★◆◆，而空谈改造世界的大道理■★◆★★■，那是非常虚伪的★◆★◆■、不诚实的，一个写作者最大的敌人就是不够诚实。

　　但在采访过程中◆◆■◆，共情每个受害者的遭遇确实要付出一些情绪劳动，这也是记者工作中必须要做到的一部分■★。很多受害者原本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是我们会在地铁里、菜市场见到的普通人◆■◆。他们之前的人生没有太大起伏，但在被骗后就变得摇摇欲坠★◆◆◆★。每个人背着很多债，都经历过抑郁、想跳楼自杀、家庭分崩离析的困境■◆，而且很多人还不敢告诉家人朋友◆★，只能自己背负这个秘密。跟他们建立了连接之后，他们自然会把记者当成倾诉对象，我非常理解这一点，有时在微信文字交流中也需要及时回应受访者的情绪。

　　但最打动我的在于，文君身上有某种超越性。当时有很多受害者去木子的客栈里抢东西补偿损失◆■，文君也在场，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拒绝了以暴制暴的方式，展现出本能的道德感和善意，尽管有人觉得过于仁慈反而会带给她更大的灾难。但她打破了一些人的固有认知——比如生活越底层的人越容易动用暴力，善良是生活富裕的人才有的特权。当你真的接触到具体的人之后，就会发现不是这样■◆◆★。人性的光谱是很复杂的，是会在个体身上展现出超越群体刻板印象的东西，这会让我觉得很光明★★★■◆◆。

　　还有★★，不能弄丢自己的好奇心★◆★★★■。我之前的状态是★◆◆■◆◆，如果我的好奇心没有被满足，我会不断采访、不断探索。每次采访，我都会一直采访到自己筋疲力竭为止，我才会觉得我尽力抵达了想抵达的地方◆■◆◆★■。但是保持敏感度和对人的好奇心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断的挫败和妥协中■★■◆◆，人很容易麻木，陷入自我怀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如果现实生活都非常动荡，要面对很多困境，就很难去做到真的关心他人，也会失去表达欲。但公共性的写作重要的就是去关注别人■★。我知道很多同行们现在自身的现实处境就很不容易，大家都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身心健康，才有余力去投入公共生活。

　　如果抛弃一切公共话语和外部影响，完全回到我的私人领域来说，写作的动力在于我很享受采访和写作的过程◆◆。无论是做突发、做案子◆■、做特稿■★◆■■，都是一种介入社会和探索世界的方式，这是件有趣的事，我喜欢思考◆■◆★◆◆，忍受不了无聊■■★，我需要写作来安放我自己◆★。

　　A：主要还是紧迫感和好奇心。之前我一直受到的新闻教育都是“公共价值”的话语，认为记者就该为公共利益书写■★■◆■，现在我仍然认为记者的本职就是这样，但是国内的报道现状无法像过去一样支持记者真正做到这一点。过去一篇调查报道或许能改变某些人的命运■◆◆★■◆。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记者想去现场、真正参与公共事件，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金钱、时间、精神健康■◆★，甚至人身安全★◆★。而机构媒体已经没法像过去一样提供相应的支持。

　　刘旸属于一个意外找到的采访对象。本来我的计划是去大理当地见受害者，同时看看能不能找到认识他的民宿圈的人。我最开始在他的民宿周围逛过一圈，但并没有什么收获■★■，很多老板都刚搬来不久，那里的民宿更新换代非常快★◆。

　　其实刚开始没有那么多预设，凡是诉求很强的■★◆★■★、来联系我的受害者，我都会去跟他聊，受影响较大的人会重点采访。关于什么时候觉得采访量足够——当你大概能感觉到这十年的故事线已经清楚了，以及采访对象在表达一些重复性信息的时候，就到了尽头■■★■◆★。

　　A：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中不会去想后续会不会用到这个细节，我不会以写作为导向来主导我的采访。采访基本上还是以我们交流清楚，以及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情感为主，采访对象的表达有他的重点。有时候抱着写作的目的去采访反而会很束缚，因为很多信息在写作时用不到。采访其实是跟一个有主体性的人相处，聊天是一个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状态■◆★◆■。

　　Q★◆■：每一个来找您的受害者，您都会采访到吗？采访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饱和了■★★◆★？

　　我不是那种编辑提了修改意见就完全照办的作者■★■◆，那样会让我失去写作的动力，我必须找到自己的改稿动力★◆■■。改二稿的时候比较迷茫，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些让我自己觉得有点意思的抓手。再回头分析我的稿子，我的整个报道确实没有一个核心的叙事线索，也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人物贯穿，显得比较散乱◆■■★，那是否可以在悬念设置方面加一些技巧呢？

　　Q：标题里■★◆◆“风花雪月★★◆◆■”的形容非常贴切★■★★，“乌托邦与浪漫爱”“贫困循环■■★★◆”等小标题的角度也相当准确，您是怎么想到这篇文章的标题的？

　　在写二稿时，我尝试增加这样的悬念设置★■：从朱春荣的“消失”开始写起■■★◆◆，再写他的妻子登场。妻子的形象一开始是比较模糊的，你不知道她究竟是共犯还是无辜的受害者。随着故事推进，再揭示朱春荣的赌徒身份。初稿揭晓谜底的时间点放得比较靠前，导致悬念不够吸引人，后来我就把揭晓放得更靠后◆★◆◆。简单来说，我借用了类似“悬疑片”的叙事套路■■◆，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改稿的动力■★★◆。

　　Q◆★◆■★：文君这一受害者角色揭示了农村女性的困境◆■◆，对她的采访是不是还有更多没有披露的脆弱细节？

　　如何捕捉猎奇背后的公共性？怎样书写复杂、多面的人性◆★？如何找到写作的动力？我们邀请到了作者王焕熔，一起来聊聊这篇稿件的操作过程■■★■。

　　A：个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体验，以及时代如何左右人的命运，一直是我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去年我可能会更关注一些结构性制度性的东西，很想通过写一些事件来反映社会的某种运作逻辑，比如年轻规培生之死、性侵案、LGBTQ群体的生存处境■■■◆，都跟某种权力关系有关。结构与权力是我这几年主要思考的东西。

　　第一稿花了五个小标题段落去讲骗局是怎么运转的★★■■■，描写很细致★◆◆◆，但编辑认为过度聚焦骗术会削弱阅读价值，所以第一版到第二版之间，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

　　对于来自底层的受骗者来说，生存是他们的全部，钱可能意味着所有■■■◆。如果家人知道文君受骗，她的亲情和婚姻都将难以维持★■■■◆◆。为了还债，她还考虑去外地打工，但因为不想让父母和孩子留守在乡村★■★◆◆★，后来还是没能出去。

　　记得刚去《GQ报道》实习的时候，我的主编靳锦对我说过，“记者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个时候不懂★★◆◆■，因为没有太多经验凯发娱乐登录开户◆★■■。后来我在做选题的过程中越来越理解这句话★■◆■■◆，认识到需要持续训练自己去观察社会和舆论，获取多元立体的信息★■★◆◆◆，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如今我甚至觉得，做特稿记者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处境，它决定了你看待世界以及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Q■◆■★◆★：在涉案方朱春荣和木子难以接受采访★★◆★■、涉案人物众多的情况下怎么做好外围采访呢■■■？您是怎么找到刘旸这么合适的外围采访对象的◆■■★◆★？

　　A：我一直想写诈骗案相关的报道。2022年开始，缅北诈骗就成了热点新闻，疫情期间诈骗案也不断增加★★■■。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很多县城老人被诈骗，手段虽简单◆◆■，金额却不小。这类诈骗背后的社会心理和形成机制，我一直很感兴趣★◆。

　　最初是在豆瓣看到一个帖子，有位博主根据受害者的发声整理了大理民宿的“杀猪盘■★◆★◆■”情况。与常见的诈骗案不同■★，这起案件发生在文艺青年聚集的大理，受害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群。大理的媒介形象通常是风花雪月◆◆★★★■、自由开放的，之前很难把它和一个恶性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有天然的张力。我会比较好奇，有没有一些地域性的东西或比较能体现时代性的东西是可以挖掘的。

　　Q◆★：您⼀开始是怎么发现这个选题的？怎么和采访对象取得联系的★◆◆■★◆？大概用多长时间完成了采写■◆■■？

　　如果能采访到她的话，那报道的写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能会以她的视角来搭建结构，因为这样看到的东西是最丰富的★■。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从民宿老板变成诈骗犯的。他的朋友刘旸跟我讲◆■■◆■，他们刚开始去大理也有生意上的理想★★◆，所以他认为朱春荣的堕落是因为疫情再加上经济形势不好，逼不得已才变坏的。其实这是一种为他免责的说法，毕竟朱春荣诈骗的具体细节刘旸也不知道，这也只是一种推测。但我会好奇，大环境的变化是如何作用在他身上的，以及他主观的恶意到底有多大★★■，他对受害者会有同情吗■◆◆？他会有后悔吗？从警方的反馈来讲，他是一个丧失道德的冷血罪犯，但是他自己视角的叙述是会永远缺失的。

　　在大理，我见到一位本地受害者■◆★■■◆，她曾频繁与朱春荣来往★■◆■★，也想开民宿。她介绍了朱春荣的朋友刘旸给我，我逐渐进入了他们的圈子。

　　当下的环境可能越来越难让长篇报道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力。从大家的生存处境来看，大多数人都在生存线上挣扎。我的采访对象艰难■◆◆■◆■，读者也同样有生活压力★◆★◆■，很少有余力关注长篇报道★◆。疫情后这种趋势更明显：人们连自己的苦难都无处诉说，更遑论共情他人的不幸。

　　虽然我对很多事情比较悲观，但我还是相信记录的价值◆◆★◆■◆，还是很想说，希望能坚持采写的同行们还是要坚持写下去，我们和我们的采访对象的遭遇都是这个时代的小小注脚，历史是由这些注脚构成的■★■，官方有官方的话语，我们也有我们的个人史。

　　面对表达欲比较强的采访对象★◆■，其实不太需要刻意地动用提问技术，只是需要把握采访节奏，要在能接住对方情绪的同时，让采访不要偏离主轴◆■◆★◆；而面对没有太多表达诉求的人，就需要不断去观察对方的状态★■◆，改变你的提问方式，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引导◆■★◆★。

　　A■★◆：刚开始会对文君生活的封闭和贫困的状况描述得比较细致。从文君的故事来看，她从封闭山村进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因为不熟悉城市的规则，很容易就成为被剥削或受骗的对象。去大理是她接触外界的第一步，投资挣钱也是她想改变命运的尝试◆■■，但却成为受骗的开始，这对她来说是很残酷和悲剧的■◆◆★◆★。

　　但慢慢地，无论是他们的爱情，还是想做的生意■◆，都在十年间变质了。后来她丈夫骗了这么多人的钱，她向受害者辩解自己不知情，但大家很难信服，一直在猜测她到底是共谋还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一个当时为爱放弃一切的女人■★◆◆◆，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她对大理的看法有没有发生改变？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A：这个结论是在采写过程中逐渐思考得出的，如果从社会阶层视角去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去了朱春荣和木子老家之后感受到，他们也出身底层，都在农村长大，父母那一代都很贫困，都是这个社会结构中弱势的那群人，还是挺唏嘘的★★★■。之前在看美国的诈骗故事的时候，看到更多是穷人骗取富人的财产，这个诈骗犯还会被大众视为英雄式或者天才式的人物★★■，中国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事件，更多的是底层互害。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受害方和加害方，按照客观性的采访逻辑，除了采访双方之外，还需要找到一个中立方，也就是和这个事情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人。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能相对理性地描述朱春荣从开客栈到现在经历了些什么。

　　我还感觉到，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不同群体在性别、阶层等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也许对于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值得被讨论的，很难真正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了。还有一点是★■，从新闻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同行们对做新闻做特稿的想法也不一样■★■★，因为大家的经验都太不同。现在有点像是过去的秩序瓦解了★■★，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一个阶段。

　　A：稿子发布之后，有采访对象来对我表达感谢◆◆◆，因为案件涉及人数很多■★★◆◆★，信息不能及时同步，有很多信息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稿件给他们提供了信息增量◆◆◆。稿件发布后的阅读量大概2万左右◆★，当时巴黎奥运会刚开幕，大家的关注热点在奥运上，我觉得还行，我的稿子一直阅读量不高凯发娱乐登录开户◆◆★。

　　包括文君提到的细节也不是我刻意问出来的■★■■◆■，她表达的重点就是他们家的贫困■◆，以及诈骗这件事对她影响有多大◆■。这其实是她表达的一个诉求■◆■，细节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在当时就挺触动我的◆■■★。

　　Q◆■★◆★■：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中◆◆■，采访时会面临大量受害者发声乃至诉苦的情况吗？您会怎样和受害者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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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因为明显感受到能做深度报道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优秀的同行有的离开，有的没有得到做报道的空间。所以每得到一个可以做报道的空间和机会★◆■★■，我就很想充分利用，既是为了做出一些优质的东西◆★，也是为了训练自己快速成长★★。在凤凰的时候，我会把每篇都当做最后一篇来做◆◆，会用尽全力，也会坚持自己的判断■★■◆★■。紧迫感可能是我这两年做报道的主要动力。

　　我之前做地震报道的时候★★，也尤其感受到这一点。大家不是那么关心地震，也不是那么关心远方的苦难，会觉得我的生活就够惨了★■◆◆，那谁替我说话■★★■？谁替我发声◆■■★★■？我觉得这是目前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状态。

　　A：会有，受害者人数很多，能从中看到明显的阶层划分。有受访者是互联网大厂员工，或是北京体制内的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分析问题，表达相对比较理性■◆★◆。虽然这件事情对他们也有影响◆■，但算不上致命，可能也只是推迟买房的损失。

　　A◆■：“风花雪月◆◆★■◆★”这个词是在写稿接近结束时浮现出来的，也符合我最初对案子感兴趣的原因■★★◆。★■◆★★“一场风花雪月的诈骗”有点像电影名字，是一个全景式的概括。

　　这是一个充满猎奇元素的巨额诈骗案。一个口蜜腹剑、突然消失的丈夫，一个留在原地★■★★■、面目模糊的妻子，一群身份迥异◆■★◆、如梦初醒的受害者。当作者王焕熔来到大理走访◆◆■◆◆，她发现这里容纳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是故事生长和传播的温床★■★◆◆★，而诈骗几乎都始于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她写下了万字长稿，试图还原这起离奇诈骗案背后更残酷的现实■■■★◆，这也是关于本案最详实的报道。

　　写稿前，最需要考虑的就是最开始写什么、我要从哪开始讲起、情节从哪里开始讲是最吸引人的。

　　关于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我可能会和熟悉的同行朋友聊一聊，或者和编辑沟通，讲讲受访者的情况有多惨★◆■■★★，这样能把心里的压力倾诉出来◆★■，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自己去消化★◆。不过，随着接触恶性事件多了以后，自己应对的方式也会慢慢变化，相比刚入行时◆■★◆，现在消化能力会更强一些。

　　但是到了写作阶段，需要考虑的就是另一层面■■◆。这个案子是多方视角都有采访到的，我并不想单纯从受害者的主观视角呈现，所有的受访者都是拼凑这个案件本身的拼图。因为他们的经历确实大同小异，除了文君，不存在哪个典型人物特别有必要展开大量细节。如果以案件为主线呈现稿件★★，写作重心会更多放在事件逻辑上，而非受害者的人物故事刻画★◆。

　　另外★★■■，尽管现在的报道环境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限制，但一手采访的冲击力还是远胜二手资料，足够的采访量会让记者充分了解事件的逻辑发展和人性的复杂■◆◆，才能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理论和实践都要有，才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我想到，稿子里的某些元素与电影《消失的她》有相似之处■◆★：一个消失的丈夫，和一个被留下的妻子。这部电影叙事技巧比较简单，就是突出一个悬疑感，比如最开始女主角消失了■◆◆◆★◆，接下来调查为什么消失，再层层揭露谜底★★。

　　受害者通常是去了客栈后加上朱春荣的微信，再通过他的朋友圈看到招股信息咨询详情，随后在线上签订合同。警方要求报警时提供的主要电子证据也是这些聊天记录■■■，因为他们的所有操作几乎都是在线多位受害者收集了他们发给警方的所有证据，包括完整的聊天记录和合同书■★■■。

　　A★■◆：因为素材量大，这篇稿件前后有多个版本◆■■■■★，初稿写了3万字，基本把所有获得的信息都写进去了。后来大概改了五版。

　　在做外围采访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是，除了问关于主要人物的内容★★，也要让他去叙述自己，因为让他们更有表达欲的还是跟他们自己的经历相关的事情。所以，我和刘旸聊了他这十年所看到的民宿业的变化，以及他是怎么做生意的★◆◆◆，而你总能从他的叙述中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

　　培养观察和判断一些现象的抽象思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法短期内速成。对年轻记者来说，刚入行时，能把事件写清楚、核查准确就已不易。做特稿的思路更多是需要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思考背后的深层逻辑。

　　A：联系到的受害者基本都采访了，采访邀请发到受害者群里之后，大概有6★★◆◆■、7个人立刻加了我。我当时主要会问他们★★：你的受骗金额是多少、跟朱春荣夫妇是在什么时间段接触的——因为他们这个客栈开了十年左右，我希望能把十年不同阶段的人都采访到，还原这件事的脉络★■★◆◆■。

　　我现在不在机构工作，对目前自由撰稿的我来说，没法去考虑影响力的问题。可能更多要考虑的是，在当下我还能做什么◆★■★★◆，怎么让自己的职业训练不被中断，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更专业。

　　最后，我收集到了大量聊天记录◆◆★■，这部分信息是最难处理的。因为要不断地通过文本分析每个人受骗的具体过程，还需交叉对比不同受害者的经历，从而梳理出朱春荣的骗局是怎么运作的。

　　我主要通过小红书联系采访对象，私信联系了很多受害者■◆■★★，先是和两名北京受害者线下见面，之后拜托他们将我的采访邀请发到受害者群★★★■，群里约有500人，后来我跟大概20名受害者取得了联系★■■★◆★。

　　复盘后我意识到，单纯罗列骗局并不能推动叙事。杨潇老师以前讲叙事结构，提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叙事结构是一辆隆隆前进的火车◆★★，要想清楚你最后要到达的地方是哪”◆★■◆◆，叙事是朝着叙事目标前进的◆★。

　　让我深有感触的是，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采访过程中，所有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需要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好故事才能让人相信◆★■。其实，这和我们写稿的过程特别相似：故事怎么讲才吸引人◆★★◆◆■？怎么才能让它有感染力◆◆◆■★■？这既是诈骗的共性★★◆★，也是创作的共性。

　　Q■★◆◆■★：稿件发出后，您收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您怎么看待一篇稿件的发出所能带来的影响力？

　　Q■■★◆：在媒体报道的影响力范围可能很有限的前提下，您的写作动力主要源于哪里？

　　Q■◆★■：朱春荣在事件中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角色，您是怎么建立起对他的认识、立体地将他呈现出来的呢■★★？

　　我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去思考背后更时代性、更公共性的东西★■■◆★◆，借由这个事件去得到表达，这是做特稿的一个重要思路。

　　我跟受害者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叙述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比如对某些时间点和具体操作的回忆可能并不准确★★◆。但聊天记录是一种客观证据，可以作为事实依据★◆◆。

　　小地方的人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情绪起伏也会更大。他们中间有低保户，有听障人士，也有抗癌的打工女孩。不过我接触到他们时，距离事发已经一两个月，他们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和我对话时还是能够冷静思考的，没有情绪崩溃。

　　文章对木子的角色处理比较模糊★◆◆，主要是因为获得的信息很有限，不同受害者对她的描述也不一样。可能读起来会有点到即止的感觉，这确实是我想呈现的状态■◆■◆★，因为我掌握到的信息不足以对她下任何判断。

　　不过在和这些老板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他们并不直接认识朱春荣，却能给我捋出一条关于大理民宿发展的线索◆★，而这正好与朱春荣在这里起家的背景相关。大理民宿和旅游的火爆，其实是乘着两个影视作品的风潮兴起的。十年前，有一部徐峥和黄渤主演的公路片叫《心花路放》，上映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去大理◆★”的热潮。后来，在疫情开放后的2023年，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播出，第二次带动了大理的民宿行业◆★■。我去大理时◆◆★，正逢这股热潮刚过，碰到的很多民宿老板受游客热潮吸引，刚来一两年。

　　还有一个想表达的点是，受骗的背后是有社会土壤和时代背景的◆◆◆■★■。这种诈骗故事很容易被理所当然地简化为“受害者蠢、诈骗者坏■★■”，但我想去呈现他们背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他们共同裹挟在大环境的经济焦虑里面■★■◆★■，这是每个人都不能豁免的。

　　其实提问思路无非分两种，一个是要获得事实★★★★★★，另一个是要获得采访对象的感受◆★■★■、和看法■◆■◆★★。聊的时候不仅是要了解他的经历◆◆■，还要明白他心里的想法。这需要尊重采访对象的主体性，因为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被理解、被接纳◆◆。当你对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保持好奇，聊天就自然而然会深入，而不需要刻意挖掘什么。

　　最初，我选择从犯罪曝光前一个月的时间点切入写作，因为许多采访对象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也就是骗局败露前，朱春荣如何不断欺骗、拖延。但后来发现，这种结构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素材冗余——叙事时间有十年的跨度，需要大量回溯◆■◆★★，显得臃肿。第二是人物出场安排上，核心人物是犯罪者朱春荣，但如何让他和妻子在第一部分自然登场，还需斟酌。

　　Q：⽂章⾥有很多有细节的增量，⽐如朱春荣夫妇如何与客⼈建⽴起友谊和信任，⽐如⽂君为了花不起的20元⽽对孩⼦感到愧疚◆■。您是如何在采访中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的◆◆■■★◆？怎样才能既获得⼤量的有效细节，又不会让受访者感到不适？